催眠调教app（np）_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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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了。 “把我当什么人了？”严珂站着回过头来，神情略微不满地说：“你们李队敢做，我就不敢做？” “我们不是这意思……” “那是觉得我会背后反水？你们不相信我，也得相信李队。他要你们来找我，你们就尽管放心。再说，他来我这里借阅档案，从来就没办过什么手续，还不是什么事儿都没有。我把档案拿出来给你们看，就和你们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要是背后反水，那不是把我自己也坑进去了？” 算了吧，已经越描越黑了。这事，回头再向李队汇报，看怎么向马支解释清楚，可不要让马支认为李队在他背后使坏，有意拆他老人家的台。彭杰勉强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脸，放弃了无谓的挣扎。打定主意后，二人干脆硬着头皮听天由命。对于已结案的陈年案件，公安机关每年都会进行梳理，也会进行重新登记归档和电脑录入，保存时限有具体要求。王元鹅是当年的公众人物，二人原本认为是这个原因才会让他“自杀”一案在结案归档后保存期限较长，也是出于这个认识，才会笃定的先来档案室。在看了详细的案卷后，才知道王元鹅案的档案材料之所以保存至今，可不仅仅因为他是当年的公众人物。文韬就当年王元鹅自杀的原因向警方提出了质疑，被警方以案件涉密拒绝透露，二人在看完案卷档案后，对当时的警方给出的理由深以为然。换作是他们，也不会将王元鹅自杀的原因向外透露。王元鹅的死涉及到人伦悲剧，在当时那种铺天盖地的舆论氛围中，一旦将他自杀的原因向外透露，只会火上添油。再说，一切涉及到毁三观、颠覆社会道德的案件，本就会作为涉密案件，禁止案情外泄。换位思考，如果当年调查王元鹅案的不是马支，而是他们，在不知道王元鹅因为不敢自杀才会同歹徒搏斗，也不知道王元鹅参与侵犯过王康的前提下，根据当时掌握的线索，也会毫不犹豫将他的死鉴定为“自杀”。从法医的现场勘察结果来看。死者的瞳孔放大对等，四肢没有外伤，正常。脸呈紫白色，应当是绳子勒得太紧造成，这和死者的体重有关，体重越大，绳子勒得越紧。体重较轻的女性自缢者，大多脸呈紫红色。王元鹅的体重显然不是体重正常的女性可与之相提并论，因此这一点也正常。死者的嘴角和胸前，有流出来的口水，属自缢身亡的基本特征。勒痕有两道，上一道绕过耳朵后面，下一道平绕脖子一圈。之所以出现两道这样的勒痕，是因为王元鹅在上吊给绳子打结时，选择了缠绕系。缠绕系就是上吊的人先踩在椅子上啥的，然后用绳子在自己脖子上绕两圈，接着踢翻椅子，身体垂直吊死。或者是，先把绳子系在大梁上、树枝上等，让绳套垂下来，上吊者登上去，把绳子缠在脖子上两圈，然后垂直吊死。凡是这样吊死的，就会出现两道那样的勒痕。上吊的绳子打结的方式，除了缠绕系，还有活套头、死套头、单系十字。死者的两个脚尖，垂直向下，腿上有一些瘀血。这是因为死者悬挂的时间较长，血液下坠，导致死者的下腹部、两腿的血管积血严重，皮肤进而呈现暗紫红色，甚至皮下还会出现出血小点。 ===第65章案中案（31）=== 同时，死者的裤子里还有大小便。这是因为在窒息过程中，尿道、肛门括约肌松弛，直肠、膀胱等平滑肌收缩，导致大小便流出来了。有些甚至还有排精。这都是机械性窒息的正常表现。结合环境因素来看。王元鹅是站在餐厅一张凳子上自缢的，凳子已经被踢翻。饭桌被挪到了靠墙角的位置，风扇灯挂在墙顶，位于饭桌的中央上空，只有将饭桌挪开，才能将绳子挂在风扇灯上。风扇灯只要按照说明书正确安装，正常情况下可以承受100kg以上的拉力，王元鹅身体健康，体型适中，体重远远没有达到100kg。与餐厅挨着的厨房里，厨具和碗筷摆放得整整齐齐，灶具擦得干干净净，显示着好好过日子的心劲儿。再看卧室，床上被褥整洁干净，没有异常。现场唯一的疑点是，有一个小小的机械闹钟。本该出现在卧室的闹钟，却出现在餐厅酒柜里，稍显突兀。敏锐的马弘文疑心大起，很快就发现王元鹅突出眼眶的一对眼珠子，目光却聚焦在闹钟上。这让他怀疑王元鹅是想通过闹钟留下什么线索。但现场并无外人留下的指纹或其他痕迹，这让马弘文的怀疑失去根基。勘察现场的法医向来以严谨著称，主张以证据说话，对马弘文见风就是雨的主观臆断不以为然。没有证据或线索支撑，马弘文的怀疑也就渐渐失去支持，最终不了了之。闹钟旁边还有一款诺基亚N95的手机，信息草稿箱里存着一条短信，内容只有6个字——遗书：去你妈的！文韬只听警方说王元鹅留了一封遗书，却并不知道他是以这种方式留的遗书，更不知道遗书内容会如此言简意赅，情感丰富。 “去你妈的”这四个字和“卧槽”这两个字在情绪表达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往小了说，人的喜怒哀乐，非以这两个词不能尽情尽兴。只要说了这两个词，会发现其他的任何修饰，说得再多都是累赘。往大了说，人生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千姿百态的浮世，气象万千的情绪，非以这两个词不能包罗其中。这两个词充满张力，蕴藏能量，力量感十足，更情绪饱满，能高度凝练概括任何人的一生。从遗书内容来看，王元鹅应当是个不乏幽默感的人，似乎也是个有深度的人。经历决定厚度，厚度决定高度，高度决定深度。一个经历阅历丰富的人，一个有深度的人，在即将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回忆自己的一生，应当会感到五味俱杂，内心似有千言万语不吐不快，但话到嘴边，却浓缩成了四个字——去你妈的！说了这四个字以后，瞬间觉得通体舒泰，五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一样，无一个不畅快。这四个字完全概括了王元鹅的一生，浓缩了他的一切情绪。不管他的人生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是快乐的还是悲伤的；也不管他临死前的情绪是轻快的还是沉重的，是看破红尘的淡然还是被现实压迫的绝望。马弘文看着文韬手机里的遗书，想到外界舆论乱七八糟的质疑或言论，再看看并无更多线索的现场，忍不住也说了句“去你妈的”。文韬的遗书虽然不走寻常路，却也不算什么可疑之处。毫无疑问，法医的现场勘察排除了王元鹅系他杀的嫌疑，基本可确定为自杀。当时的社会舆论对王元鹅的死到底是不是自杀，不乏质疑的声音。为堵住悠悠众口，更为慎重起见，警方进行进一步尸检，发现王元鹅喉头舌骨骨折，指甲没有缺损，指甲缝里没有其他残余物，没有检测出其他人的DNA。这些都是上吊自杀，并非死后被人挂上去、伪装上吊的力证。通过外力被杀的可能性基本排除。考虑到王元鹅有可能在被药晕的情况下，被人挂在绳子上，伪装成“上吊”，法医接着对王元鹅尸体的内脏和血液进行检测。尸体各内脏器官呈明显的瘀血状态，血液呈暗红色、流动性。脾脏呈缺血状态。器官被膜下、黏膜瘀点性出血。同时伴有肺气肿、肺水肿、胰腺出血等。这些都是机械性窒息死亡尸体内部征象，符合上吊自杀的特征。但是，尸检过程中很快出现了另一个疑点：在王元鹅的胃里检测出过量的三唑仑药物成分。三唑仑为处方药，是国家一类管制精神药物，主要用于治疗失眠。王元鹅因扮演“抗艾斗士”这一角色压力过大，经常出现失眠，需服用三唑仑助眠。医院有给王元鹅开具这一处方药的记录，但剂量远远低于他死前服用的剂量。如果大剂量服用三唑仑，就会产生麻醉的药效，换言之，三唑仑一旦过量就是毒品。在黑市中，三唑仑有着“迷药之王”之称。多名自称售卖三唑仑的药贩子表示，此药无色无味，见效快，持续时间能达到数小时，且受害人清醒后会“失去记忆”。因此，三唑仑也是黑市中热销的一款“迷药”。多名专家曾评价称，一旦这种药物被人体吸收，受害人几无自救可能。根据药量判断，王元鹅服用的三唑仑，足以造成他在一定时间内失去知觉，任人摆布。但现场并未发现搏斗或有外人进出的痕迹。因此，让王元鹅过量服用三唑仑的嫌疑人只有一个，就是他自己。再结合之前发现的出现在餐厅的闹钟，以及王元鹅的目光始终注视着闹钟正面钟摆，马弘文和法医一番讨论后，得出了一个推论：为减轻痛苦，王元鹅在上吊前给自己服用了过量的三唑仑，闹钟的作用就在于药效即将发挥之前，能让他掐准时间上吊。王元鹅因失眠在较长时间内服用三唑仑，对其药效作用十分熟悉。只有精确的掌握并算准药效发作的时间，才能在自己失去知觉之前和最大限度降低痛苦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上吊的时间点。可以想象得到，王元鹅在上吊时极有可能是这样一幅场景：将好几个药瓶里的三唑仑全部倒进嘴里后，王元鹅给自己狠狠地灌了几口水，心里计算着药效发作的时长，然后不急不慢地拿起闹钟，设置好响铃的时间，再踩上椅子，将挂在风扇灯上的绳子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缠了两圈，然后静静的等待闹钟铃响。在等待的过程中，时间显得漫长而又短暂。他会在想什么？回忆自己的一生，还是清空自己的思绪，仅是听着自己的心跳？他还有没有想见的人和想做的事？既然选择逃离这狗屎一样的人世，那他应该是了无牵挂的。随着时间的流逝，王元鹅的倦意越发强烈，思绪越发散乱。那些好的和不好的记忆，快乐和不快乐的往事，伤害和被伤害的人物，也许都会不受控制，一幕幕的浮现在他眼前。到了后来，他会感觉到头重脚轻，天旋地转，眼皮打颤。终于，闹钟发出了刺耳的铃声，将他吵得精神一震，但也只是费力地睁了睁眼皮。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到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闹钟的响铃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和目光。看到闹钟旁边的手机，想起自己留下的遗书，王元鹅兴许忍不住又骂了一句“去你妈的”，然后垫着脚尖踢翻了凳子…… 机械闹钟响铃后，只要不设置重复响铃，在无人关闭的情况下，一般2分钟后就会停止响铃。这样一来，就不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吵到隔壁邻居。从这一点来看，王元鹅至少还是个睦邻友好的人。从王元鹅特意使用机械闹钟，而不使用电子闹钟或手机闹钟来看，王元鹅对上吊自杀显然有过精心准备。据此，王元鹅尸检出来的第二个疑点也被排除。在对血液进行检测后，出现了不能算是疑点的第三个疑点：王元鹅并未感染HIV病毒。马弘文和法医都被这个结果惊呆了。马弘文怀疑是不是法医哪里搞错了，好意提醒要不要重新再确认一遍，却被法医唾了一脸，说你这是怀疑老子在这一行里干了三十年都在吃白饭。话虽这么说，为慎重起见，拂袖而去的老法医回头又悄悄地化验了一遍王元鹅的血液，结果没有任何变化。然后，法医将血液检测报告甩在马弘文的脸上，要他要嘛自己再去检测一遍，要嘛就去调查。马弘文当然选择后者，但调查结果和文韬所述基本一致。至此，警方终于确定堰城家喻户晓的“抗艾英雄”仅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但王元鹅是否感染HIV病毒，和他是不是自杀，这二者之间并无多大关联。因此，这所谓的“疑点”，似乎并不算真正的疑点。据此，尸检报告最终的鉴定结果，仍旧认定王元鹅为上吊自杀。 ===第66章案中案（32）=== 起初，马弘文对王元鹅的“自杀”持有较深的怀疑态度。在他看来，一个人要自杀，就和要去杀别人一样，必须得有充足的“作案动机”。尸检报告只能作一参考，是重要证据，但并不能真正为王元鹅的死定性。尸检报告是根据现场环境和王元鹅的尸体特征得出的结论。在马弘文眼里，这些东西都可以通过人为布置，最终让警方“鉴定得出”这一结论。线索和尸体是会“说话”的，但在高明的“犯罪大师”的有意布置下，有时候也会“说假话”。在尸检报告的基础上，如果同时还能找出“自杀动机”，那么王元鹅的死才能真正被定性。因此，尸检报告出来前后，马弘文一直在就王元鹅的社会关系进行紧锣密鼓的调查，试图找出他的“自杀动机”，或者说是在调查了解他有无“被杀”的事端或可能性。经深入调查，王元鹅服用的三唑仑超出医院配给分量的部分，系他本人通过张培从黑市上购买。张培就是电视台派出居中联络、照顾王元鹅的人。张培是王元鹅上吊前接触最多的人，也是最后一个和王元鹅有联系的人，更是现场的第一发现人。王元鹅如果是他杀，张培毫无疑问就是首要嫌疑人，更是着重调查的首要对象。从保存的影像档案来看，张培瘦巴巴的，王元鹅的死让他深受打击，显得精神萎靡，脸色苍白，看起来就像个吸食毒品的“粉子鬼”。 “为什么要帮王元鹅从药贩子手里购买三唑仑？”马弘文的小眼睛一直盯着张培，在得知王元鹅是通过他非法购买的三唑仑后，开门见山地问出了第一个疑问。张培一直怀疑对面坐着的那名矮矮胖胖的警察在闭着眼睛打瞌睡，直到对方开口发问，才确定那人应该是睁着眼的。王元鹅死后，这并不是张培第一次被警方问话。但之前找他问话的并不是马弘文，而是其他人，问的问题也基本集中在王元鹅死的当天夜里他在哪里、在做什么、有无不在场的人证物证等。张培都一五一十的老实交代，经核实后基本被排除了嫌疑。但王元鹅通过张培购买了三唑仑这一事实被警方挖掘出来之后，他又重新成了被怀疑的重点对象。高明的谋杀案作案人，作案时不一定非得在案发现场。比如投毒谋杀，作案人只要掌握被害人的作息时间和生活规律，完全可以事先将毒药溶入被害人饮用的食物、水源中。再比如，一些“教唆自杀”案中，作案人利用被害人受挫、情绪悲观等特有条件，通过对其进行Pua或洗脑等方式，灌输“自杀就是解脱”“死了就一了百了”等消极思想，最终教唆推动受害人“自杀”。毫无疑问，张培对王元鹅的个人情况、情绪状况都掌握得比较清楚，同王元鹅的联系和接触的时间较长，并且极为密切，完全具备“教唆他人自杀”进而“帮助自杀”的犯罪条件。如果王元鹅的死是“他杀”，并且张培就是“真凶”，那么毫无疑问，张培就是一名高明的“犯罪大师“。同时，由于对张培在这方面的怀疑缺乏实质性的证据，只能从他的口供中谋求突破。基于这样的考虑和认识，当时初任刑侦支队副支队长的马弘文决定亲自会一会张培。在重新传唤张培后，马弘文有意将他单独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