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痴女合集_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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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通人，没有案底，并且都有充分的不在场的人证物证。如果为熟人单独作案，那么这人应当不在警方已排查的目标人群当中。无论如何，王元鹅的熟人雇了“专业人士”，或者也叫“职业杀手”帮手的可能性同样存在。在其他办案人员继续追踪了解、调查王元鹅的亲朋好友时，段明决定从王元鹅的熟人请了“专业人士”帮手的这一思路上，着手尝试验证。作为熟人，才能于半夜敲开王元鹅的家门，然后寻找机会，在王元鹅的水杯或饮料中放入过量的三唑仑，在他饮用并昏迷后，再将一直跟在他身后，就站在王元鹅家门外的“专业人士”叫进来，由他负责将王元鹅挂在绳子上，完成伪造“自杀”的过程，并负责清除现场相关痕迹。甚至，这人还能以“朋友的朋友”这一身份，光明正大地进门和王元鹅打招呼，然后在王元鹅的眼皮子底下，和雇主通力合作，将“谋杀”伪装成“自杀”。越是“职业杀手”这样的“高精尖”人士，越会在作案前于现场附近“踩点”，熟悉环境，这是专业化的必然要求。这人在作案前后的短时间内未在监控视频中出现过，是因为他这时已经充分熟悉了小区环境，知道了监控盲区。但在此之前，“凶手”在并未完全掌握小区监控所在位置的前提下，有没有可能在视频内出现过？谁都不确定。就算出现了，但在人来人往的视频中想要筛选出谁才是犯罪嫌疑人，这一难度系数实在太大。段明却认为有必要试一试。在他看来，办案就和参加考试是一样的道理，有时候想要考出好成绩，清醒的思路和不错的手气缺一不可。段明调取了王元鹅所在小区的监控视频，然后一个人窝在办公室，不眠不休地看了一天一夜后，终于注意到了一个骑着电瓶车，穿着红色连衣裙的女人。这个女人明明穿着连衣裙，却又戴着手套和帽子。这样的打扮着实有些奇怪。更奇怪的是，这个女人只在案发前第三天出现过两次，分别是中午1点左右，下午5点左右，在此之前和之后都没有出现过。也就是说，这人极有可能不是小区业主，但要确定，还需进一步入户走访核实。虽然，小区物业管理人员和居民看着警方拿着的这个女人的视频截图，都说在此之前，没见过小区里哪个女人有过这样的穿着打扮。但这个女人到底是不是小区居民，谁都不能确定。毕竟，这女人的脸没有露出来。光凭着一套红色连衣裙和手套、帽子，谁都不敢打包票。这时，有其他办案人员提出质疑，说，也许这女人是谁家亲朋好友，中午和下午都过来串门，然后被串门的业主在我们走访排查时，又恰好不在家。也有人提出，也许这名红衣女人就是小区居民，但她才搬过来没多久，所以大家都不认识她，而在我们走访排查的时候，她恰好也出远门了。这些假设都解释了这个古怪女人的奇怪行为，并且这样的可能性也确实存在。最终，段明凭着一捆黄瓜消灭了所有的质疑声。这名女子在骑着的电瓶车前端车筐里，始终放着一捆黄瓜。 ===第73章案中案（39）=== 正常人如果来串门走亲戚，带一捆黄瓜过来倒也算人之常情。但这黄瓜带过来之后，应该是拿到主人家。就算这女人是小区居民，出门买黄瓜，回了一趟家后，也应当把黄瓜放在家里后，再轻装出行。问题就在于，这女人来来回回，进进出出，电瓶车前端的车筐里放着的黄瓜始终就没动过。如此一来，答案就只有一个：她并非来串门，也根本不是小区居民。这个女人极有可能就是来此“踩点”的犯罪嫌疑人，也就是段明假设的“职业杀手”。黄瓜是她用来掩饰自己的行为，打消小区居民疑惑的乔装道具。她可能做梦都没想到，此举会成画蛇添足，成为警方将她锁定为犯罪嫌疑人的关键线索。这让段明对这个女人的“专业能力”产生了怀疑。但这丝毫没有动摇这个女人作为犯罪嫌疑人的地位。段明提供的这条线索，让王元鹅的死重重地倾向于“他杀”一端。马弘文也因此记住了这个叫段明的年轻人。至此，总是疑神疑鬼的马弘文，终于扬眉吐气，狠狠打了背后说他在“瞎折腾”的烂嘴巴们的脸。现场勘察和尸检报告都已确定王元鹅系“自杀”，如果要给王元鹅的死定性，这理所当然就是客观依据。外界的舆论早就吵翻了天，大家都压力山大，没日没夜地开展工作，都巴不得早结案早收工。这个小眼睛的矮胖子在已有结案依据的前提下居然还不结案，还说就算是“自杀”也必须得有“自杀动机”，如果找不到王元鹅的“自杀动机”，那就存在“他杀”的可能性。官大一级压死人，你是领导你说了算。大家讲政治顾大局，服从命令听指挥，一阵埋头苦干，结果，别说“自杀动机”，就连毛都没找出来一根。这时，就有人说，王元鹅都已经得了艾滋，离死不远了，就算谁和他过不去，也犯不着多此一举杀人泄愤。所以，客观上来看，王元鹅已经失去“被杀前提”。我们虽然找不出“自杀动机”，但同样不存在“被杀前提”，在已有客观依据的基础上，将王元鹅的死定性为“自杀”完全没毛病。说这话的人，不知道王元鹅并非艾滋病患者。王元鹅的病情属于高度机密。不仅是为了避免信息泄露刺激舆论，更重要的是当时马弘文也怀疑背后有资本操作，担心消息外泄打草惊蛇。结果多方调查，却发现电视台高层，以及医院高层对王元鹅并未感染HIV病毒一事一无所知。于是，资本操作这一怀疑假设似乎并不成立，马弘文对王元鹅的病情是否还有继续保密的必要，也就产生动摇。这才有了是否将王元鹅的病情向外公布的考虑。当然，针对这一怀疑，调查到最后才发现从头到尾都只是张培那个二百五出于个人利益考虑，在一手操办的结果，这让马弘文的老脸上又多了五个清晰的手指印。但王元鹅失去“被杀前提”的说法却又让马弘文从中受到启发：如果存在“凶手”，并且和王元鹅之间有矛盾，那么“凶手”应当知道王元鹅的病情状况，也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会对王元鹅产生，或继续保持“杀人泄愤”的想法或冲动。而不是产生“王元鹅反正有了绝症，就让老天去收拾他”，这样的打消了作案动机的想法。王元鹅死前，至少有20多个夜晚在“散步、看星星、听人拉二胡”，如果他的病情有所泄露，应当也是在这段时间内发生。所以，面对张培曾擅作主张将王元鹅“散步、看星星、听人拉二胡”这一重要线索隐瞒时，马弘文极度无语。在这一假定条件下继续分析： “凶杀”既然知道王元鹅“抗艾斗士”的身份是个西贝货，却没有选择将这一消息向外扩散，进而让王元鹅“身败名裂”，而是选择将其“杀害”，这说明至少在“凶手”看来，他和王元鹅之间的矛盾只能以王元鹅的死才能终结。什么样的矛盾，只能以一方的死才能宣告终结？马弘文认为，要么是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一类，不死不休；要么是极为严重的利益纠葛，比如，涉及商业合同、遗产继承、财产瓜分等，只有一方死了，才能产生利益最优方。在并无更多线索信息的条件下，马弘文的分析和推测也只能到此为止。在没法拿王元鹅并未感染艾滋病的客观事实进行反驳的前提下，马弘文只能“一意孤行”，强力推进。在马弘文看来，要么找出“自杀动机”，结合尸检和现场鉴定报告，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为王元鹅的死定性，要么找出“被杀”线索，立案侦察。可大家脚不沾地，衣不解带，忙得天昏地暗后，除了稀里糊涂之下帮一警队兄弟找出了在他头上种草的男人之外，再无其他收获。因此，免不了就有一小撮烂嘴巴在背后说怪话，认为马弘文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没事找事瞎折腾，想趁机炒作，蹭王元鹅的热点，让他自己“火”一把。段明的这一线索发现，于马弘文而言，无异于雪中送炭，不仅消除了队伍内部的疑议，还帮助凝聚了共识，让侦破工作朝着上下一心的方向继续推进。心思缜密的段明给马弘文送来的惊喜远远不止这一个。从监控视频来看，红衣女子由于骑在电瓶车上，身体呈坐姿，裙子较为宽松，并且进出小区大门都是一闪而逝，难以确定其高矮胖瘦。在红衣女子骑着电瓶车于下午4点51分，第二次由大门进入小区，于视频画面中消失后，紧跟其后的一辆小汽车却突然停在小区大门中央，于视频画面中只露出车身后半截。小区大门通道是左进右出。进入小区大门后，有一小段路途中间立有隔离铁制栏杆。因此，空间较为狭窄，仅能容纳小型汽车单一进出。小汽车停留的时间不久，前后不到一分钟。所以，小车追尾电瓶车的可能性不大。段明立即意识到：就在小车前头骑着电瓶车的红衣女子，极有可能当时突然主动停车，造成紧跟其后的小汽车也只能暂停驶入。王元鹅居住的13栋离小区大门还有一两百米远，红衣女子在这里就停车，然后推着电瓶车步行去往13栋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是什么原因让红衣女子在进入大门后，会突然停了一下车？根据小车车牌号，段明找到车主。正在饭店吃饭的车主，突然接到警方电话，被要求在饭店稍等片刻，一眨眼的功夫就面对急匆匆赶来的两个刑警，这似乎让车主感到有些紧张。在二人的安抚后，车主回忆半天，仍旧磕磕巴巴地说，那女人好像在哪里沾了一脚泥，进了小区大门后，大约是看到立在路中央的铁栏杆，所以停了车，坐在电瓶车上，往栏杆上踹了几脚，想把脚上的泥弄掉。至于被问到有没有看到女人的脸，以及女人的高矮胖瘦，车主都将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却仍旧畏畏缩缩地说，那女人戴着口罩，我按了一声喇叭也没回头，再说前后拢共不到一分钟，你们不来问这事我都不记得了，哪还知道她长什么样。又歪着头想了半天，似乎想起了什么。在段明期待的眼神中，车主却仍旧不失紧张地说，看起来，那个女人应该不胖，但也不瘦，算是不胖不瘦吧。至于有多高就说不准了，她坐在电瓶车上，没法判断。看起来，车主提供的信息似乎没有多大作用。但段明却并不这样认为，非得缠着同行的老刘再去一趟王元鹅所在的“柏林国际”小区。老刘大惑不解。 “鞋印。那个女人在栏杠上跺脚甩泥巴，肯定会留下鞋印。”段明解释道。老刘抬头看了一眼车窗外的瓢泼大雨，愣了半天才回过神来：“你是说，她当时脚上沾的可能是水泥？” 段明像是小鸡啄米一样连连点头：“这是城区，她又骑在电瓶车上，沾上一脚土泥巴的可能性不大。” “距离‘柏林国际’不远的姚临巷，是条背街小巷，最近在翻修，到处在抹水泥，在巷子口拉了禁止通行的围栏。但很多骑摩托车、电瓶车的人不愿绕道，仍会见缝插针地钻过围栏，从巷子里过。” 老刘再无异议，一踩油门，直奔“柏林国际”而去。可惜行车记录仪是在2009年才进入中国市场，不然，当时的段明也不必如此大费周章。但段明的付出终究没有白费。铁制栏杠上，提取到了一只脚印。栏杆上的水泥已经硬化，十分清晰地呈现出脚印印记。根据水泥脚印，警方继续推断出，红衣女子穿的应该是平底胶鞋，全长24.5厘米，脚跟宽度比较窄。以脚掌大小预估，凶手身高应该在1.6米左右，体重大概在110斤到130斤之间。关键在于，红衣女子的身高体重恰好与张秀文相符。 “张秀文居住在临津门，从那里到‘柏林国际’，恰好要经过姚临巷，如果不走姚临巷，至少得绕道两三公里。”当时的汇报过程中，老刘又为坐实张秀文的嫌疑添上了最后一根稻草。 ===第74章案中案（40）=== 原本打算针对张秀文的个人情况开展进一步调查，现在已经没有必要。由于调查王元鹅的社会关系，顺藤摸瓜之下自然追踪到了张秀文。张秀文原名张继文，同王乾山离婚后才更名为张秀文。这也是马弘文的人直到现在才摸清她和王元鹅之间的关系的缘由。个人姓名可以变更，身份证号码却不会改变。问题在于，警方仅知道张继文这个姓名，却不知道其身份证号码。办案人员最初以“张继文”这一姓名追踪调查，结果找出来许多同名同姓的，却没有一个曾是王乾山老婆。 2008年利用信息化办案的手段远远没有现在这样成熟。一筹莫展的办案人员忽然想到王乾山的一对子女仍跟着母亲生活，灵机一动便开始搜索孩子的姓名，因此才追踪到张秀文。张秀文于1974年出生，小学毕业，北方人，爱吃大葱，没有阅读的爱好，却喜欢“瞎折腾”，也就是鼓捣各类小实验，动手能力很强。王乾山于1977年出生，准大学生，南方人，爱喝咖啡，自学中医，爱读《周易》。之所以说王乾山是准大学生，是因为他在高考毕业时，虽然考上了大学，但父亲王文辉却让他放弃学业，其中缘由后面再说。这里要对比的是张秀文和王乾山，这一对曾经的夫妻之间的差异。光是根据王元鹅父母老家的邻居，和他们家的亲戚反馈的这些表面信息来看，似乎就能看出这二人最后为什么会以离婚收场。问题在于，差异这么明显的两个人，又一个在北方，一个在南方，在那个通讯交通都极为不便的年代，这两人原本应当是八竿子打不着，到底因为什么又会结婚？这还得从二人的父辈说起。 1979年，中越自卫反击战开始。王文辉和张继文的父亲张余粮，同属于某王牌军猛虎师。这是一个和万岁军齐名的光荣部队。王文辉是卫生员，张余粮是排长，二人同在一个连队。上战场之前，别说新兵蛋子，就连张余粮这样的基层干部，从车上一下来，腿也是不自觉的哆嗦。同时，天天大会小会，各种动员。平时很难见到的大小领导，这时候也天天在基层连队转悠，有时候还能跟师长甚至司令员一起喝上一碗酒。渐渐的，在这种大氛围的影响下，张余粮也渐渐适应下来，变得积极勇敢。但真正要上战场的前一晚，全排都失眠了，张余粮这些干部没有人敢睡觉，全部值班要确保看管好每一个人。卫生员王文辉也失眠了。卫生员属连队直属，编制不在班排。同样睡不着的王文辉似乎不敢叨扰连首长，就来找张余粮。狠抓思想政治工作，历来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临战之前，连队里要树立典型，还要抓思想落后分子，给动摇人员做通思想工作。同张余粮闲聊的过程中，王文辉半开玩笑说不管是落后分子，还是思想有动摇，自己都沾点边。在张余粮眼里，卫生员王文辉平时看起来非常乐观，不提上战场就很活泼，一提要上战场就变得扭扭捏捏，甚至很烦躁，训练的时候抵触情绪突出明显。张余粮知道，王文辉这是拐着弯儿来找他疏通自己的思想工作。临战之前，紧张恐惧，这是正常人的正常反应。但王文辉又想让自己克服这种恐惧，所以才会有此举动。于是，一番推心置腹后，张余粮才了解到，王文辉在老家有个儿子已经两岁多，但一直没法直立行走，多方就医后才确定是左腿先天性残疾。王文辉家里另外还有两个姐姐，男丁只有他一个。所以，父母就催他回去赶紧再生一个。说白了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家里人担心，孩子长大了不一定能娶到老婆，谁家好闺女会嫁给一个瘸子呢。那时，“只能生一个”的计划生育的国策还没有施行。谁知道会突然碰上上前线的命令，这是任何人、任何理由都不能违抗的，所谓的军令如山便是如此。王文辉的思想包袱也就可想而知。张余粮就要王文辉上了战场后，除了救人就尽量不要乱跑，还要他跟在自己身后，一切听天由命。最后，还说如果真有不测，你要是为国捐躯了，他家倒有个闺女，只要你不嫌弃咱闺女比令公子还大3岁，那咱家闺女就许给你家小子了。无论如何，为国尽忠之人，万万没有断子绝孙的道理。王文辉哈哈一笑，说女大三抱金砖，你得说话算话。张余粮拍着胸脯，说，好兄弟，啥也不说了，我这就改遗书。万一我俩都为国捐躯了，这事就留给家里人去操办。一场君子之约，就这样被定了下来。由于二人所在的部队素有“铁军”之称，所以一上战场，就被总指当做拳头部队，啃的都是硬骨头。真正的战场战争和影视小说有很大区别。一开始，大部队推进很快。后来才知道，最初面对的敌人都是驻守当地的民兵和守备部队，基本属于“战五渣”之列。越到后来接触到对方的野战部队，越发现敌人根本就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越南鬼子打起战来很狡猾，丝毫不亚于当年的日本鬼子。对方充分利用山地地形，发挥使用迫击炮的特长，以及其他灵活多变的战术打法。比如，他们紧盯我方重火力兵员，往往都是各种火力优先照顾机枪阵地和四零火、迫击炮的操作人员。而一个合格的、优秀的机枪手，特别是选择地形，覆盖角度，火力配置等，这些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培养出来。再就是四零火和迫击炮的操作人员，搭配得好，压制火力摧毁工事非常顺手。而一旦损失了这些人，短时间内根本补充不上，马上就会变成被动受压制。损失也会越来越大。有时候，敌人打急了，还会将高炮平射当机枪使用，那玩意打到身上瞬间把人削平，一般火力也压制不住，只能靠步兵吸引火力然后重武器或呼叫火炮集中招呼消灭敌人。当时我军火炮很犀利，但敌人的苏援火炮也不是吃干饭的。这就使得我军在战场上如果抓了俘虏，第一时间就是想办法搞清对方火炮的配置和位置。敌方采用的这些战术方法都源于中国，可谓学生打老师，还在短时间内一度把老师打得不知所措。当时，很多战士没有上过战场，一听到枪炮声就晕头转向。同时，受十年动乱影响，一些军工产品质量也存在问题。比如四零火，有很多打过去没动静，后来发现是发射之后引信坠落。还有手榴弹哑弹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都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慢慢的，以战练兵之后，大部队很快适应了残酷的战场环境。二人所在的猛虎师，可谓战功彪炳。先是接替友师进攻复和，打下孤山，控制平江渡口，架桥沟通两岸，打通水口关经复和至东溪的公路；然后北上高平，与另一友师协同围歼高平以北克马诺地区的残余越军；再冒雨连夜奔袭广渊，打通广渊至复和的公路；接下来在复和地区清剿残敌，最后又协同友军师会攻重庆（越南重庆县）。猛虎师在高平以东地区不断转战，长驱400余公里，纵深80余公里，哪里危急哪里去，显示了优良的战斗作风，因而受到总指的表扬。参战一个月左右，张余粮和王文辉所在的连队，活下来的仅有7成（包括负伤但没有失去战斗力的）。按当时的情况，如果损失超过4成，这一战斗单位就算被打残了。在接到总撤退命令的时候，张余粮和王文辉都庆幸自己活了下来。随着双方兄弟加战友这种感情的与日俱增，在外人看来，这俩人就好似一母同胞似的。在撤退途中，意外比幸运先到一步。具体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