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程中嘀咕了一句,说王元鹅的收藏爱好有点儿标新立异,除了字画古董,居然还喜欢收藏人体骨骼道具。” “我随口一问,才知道王元鹅的床头柜里,居然还藏了这么个玩意儿。这玩意儿我一看就知道是真人骨,不是什么塑料道具,也就带回来做进一步检测。” 马弘文蹙着眉头,仍是百思不得其解:“这手指骨上戴着的戒指刻着‘王文辉’的姓名,是不是说这手指和戒指的主人都是王文辉,或者说是王文辉的配偶阮香兰?” 王文辉戴着的戒指里面刻着自己的姓名,这是一种可能性。同时,阮香兰也有可能戴着刻有自己丈夫姓名的戒指。 “我也是这样认为。所以将手指骨和王元鹅的尸体进行DNA对比,只要这二者之间的DNA匹配成功,证明手指主人同王元鹅之间存在父子或母子关系,那么手指和戒指的主人极有可能就是王文辉或者阮香兰。” “但是,你猜结果怎样?” 马弘文的嘴角不由自主地抽搐了几下,他知道,老法医既然这么问,那就肯定不会是自己想象中的答案。 法医见马弘文一副便秘的样子,忍不住拍了拍他的肩膀,爱莫能助地说道:“你猜对了,DNA结果完全匹配不上。也就是说,从生物学上来看,王元鹅同戴着戒指的这枚手指的主人,完全就是毫无血缘关系的人。这个案子,真是越往下查越复杂。” “你是说,手指和戒指的主人,不是王文辉或阮香兰?” 法医苦着脸:“如果真是这样,这案子倒还不算复杂。兴许王元鹅真有收集人体骨骼的变态爱好,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在他的床头柜会发现这玩意儿。” “问题在于,我将手指骨和王乾山的一对子女作DNA对比,结果却又能匹配上。也就是说,手指骨的主人,大概率就是王文辉或阮香兰。” 马弘文终于理清了潜在的逻辑关系:“你的意思是说,王元鹅和王文辉夫妇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他不是王文辉两夫妻的亲生儿子?” “这个情况比较复杂。” “如果手指骨主人是王文辉,同时王元鹅和王乾山是同母异父的亲兄弟,也就是说王元鹅的母亲是阮香兰,父亲却不是王文辉,那么也会出现我们现在做DNA对比之后,得出的这一结果。” “即,王文辉的DNA同王元鹅无法匹配,却能与王乾山的一对子女成功匹配。” 马弘文更加疑惑了:“你是说,阮香兰居然敢在王文辉头上种草?” “我最初也有你这样的怀疑。所以将王元鹅与王乾山的子女,又在DNA上做了横向对比,只要王元鹅同自己的侄儿侄女之间能在DNA上匹配成功,那么这一假设就会成立。结果,他们仍旧匹配不上。” 马弘文倒吸一口凉气:“也就是说,在手指主人是王文辉的前提下,王元鹅同王文辉夫妇中的任何一人都没有血缘关系。反之,在假设手指主人是阮香兰的前提下,这一结果仍然成立。” “这就意味着,王文辉夫妇同王元鹅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亲子关系,王元鹅不是他们夫妇当中任何一人生的?” 马弘文似乎想起了什么:“我们得出这一结论的潜在前提,是以王乾山确为王文辉夫妇亲生为基础,以王文辉夫妇、王乾山及其子女是确切的直系亲属为逻辑条件。有没有可能,在血缘关系上,出问题的是王乾山,而不是王元鹅?” 马弘文的意思是说,有没有可能王乾山才不是王文辉夫妇亲生的。 法医却以看白痴一样的眼神看着马弘文:“那这手指骨的DNA,和王乾山的子女就应当匹配不上。” 马弘文唾面自干,毫无羞愧神色:“我这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嘛。” 法医冷哼一声:“你还是去头痛王元鹅的床头柜里,为什么会有这么一根手指骨吧。” 然后,又用镊子指着骨头:“你要头痛的问题多的是,不止这一个,咱还是一个一个来吧。” “根据骨质密度判断,手指骨主人的年龄应当在45岁左右,这一年龄和王文辉夫妇在七八年前死去时候的年龄刚好相符。” 马弘文在审讯张培时,无意中得知王文辉夫妇极有可能死于同一天。审讯结束后,就这一问题问过下属。办案人员立即联系当地派出所和所在社区,了解到:在2001年,王文辉夫妇同时死于家里突发的一场火灾。 时刻关注案件进展的老法医,自然也会知道这一点。 “更大的问题在于,王文辉夫妇既然死于火灾,这么一根保存完好的手指骨又是怎么来的?我对整根手指骨做过仔细检测,没有发现被灼烧过的痕迹。” 马弘文一点就透:“也就是说,这根手指骨,应当是在王文辉夫妇葬身火海之前,被人取了下来。” 法医点点头,用镊子拨了拨骨头,将手指骨的底部对准马弘文,并且将镊子尖端停在手指骨底部:“看见没有?没有被掰断后,参差不齐的骨刺,切口平滑,这是明显被锋利的刀具或斧头削砍下来的痕迹。” 马弘文的小眼睛不由自主地眯了起来,嘀咕了一句:“也就是说,让王文辉夫妇死亡的火灾,极可能是人为谋杀,甚至是杀人灭口后的毁尸灭迹,而不是什么狗屁‘突发性’的安全事故。” “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是你的事。我只告诉你,我能确定的客观事实。” 然后,法医又将镊子尖端停在那一枚金戒指上:“黄金如果不受到外物侵蚀,不会变黑。但这里却有几个小黑点,我仔细检测后,才发现是一种小昆虫的尸体。也就是昆虫干尸,虫体组织已被细菌分解,仅剩毛发、骨骼、体刺和皮囊。” “这种昆虫叫蛾蚋,多生活在水生生物的栖息地,包括浴缸、洗手盆等地,最常见的是在下水道。” “问题在于,昆虫要变成干尸,那么周边的环境就应当较为干燥。蛾蚋生活的地方,比如下水道,怎么可能会干燥呢?” 马弘文终于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了,一对小眼睛眨了又眨:“也就是说,即便王元鹅长时间将这根手指骨藏在类似于下水道这样的地方,戒指上也不应该会有蛾蚋的干尸?” 法医点点头,然后惜字如金地终于说出自己的一个推测:“除非……藏手指骨的地方,原本有大量的蛾蚋生存,但是很快就变得干燥,并且在以后都没有潮湿过。” 马弘文从法医室里出来后,只感觉自己头都大了。 王元鹅并非王文辉夫妇所生,这他娘的到底是什么个情况?和他的死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他的亲生父母又是谁? 原本单纯的只想确认王元鹅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结果稀里糊涂地牵扯出王元鹅的“父母”极有可能死于谋杀。 杀害王文辉夫妇的会是谁?王文辉是越战英雄,虽然脾气暴躁,但并非蛮不讲理之人,更不是当地“村霸”“恶霸”,在邻里之间的口碑不错,找过他就医的人也对他的医术赞不绝口。 张秀文倒是有嫌疑,但那根手指骨却又在王元鹅这里…… 这他娘的真是千头万绪,剪不断理还乱。 一个头两个大的马弘文低着头只顾往审讯室方向走,可走着走着,却突然站住脚步,扯开喉咙朝来去匆匆的工作人员中大喊:“段明呢?叫段明来见我。” 马弘文给段明交代了两项比较简单的工作任务:他要段明去一趟王文辉夫妇的老家,并且搞清楚2001年让王文辉夫妇遇难的“火灾”事故,具体是发生在哪一天,王乾山离家出走的时间,具体又在哪一天。 ===第78章 案中案(44)=== 张秀文给马弘文的第一感觉就是安静。 心烦意燥的马弘文见到张秀文的第一眼,居然觉得自己内心宁静了不少,这让他立即产生一个古怪的疑问:家里有个这样的女人,王乾山居然还非得和一个女网友私奔? 很快,马弘文驱散了自己脑海里这一乱七八糟的想法。 恬静安稳的张秀文,很快又让马弘文意识到,眼前的这个女人极不简单。 安静,是一种无声的力量,是一场厚积薄发。越是安静的人,越能静下心来,专注于某一项事情,最终才能成就一番事业。 马弘文仅凭第一印象,似乎就明白眼前的女人为什么能仿制出三唑仑了。 张秀文自始至终都注视着马弘文,眼神清澈,表情恬淡。 看得出来,她在安静地等着马弘文发问。 “你……为什么要把名字改了?”鬼使神差,马弘文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问了这么个莫名其妙的问题。 张秀文眼角荡出一丝笑意:“当时离婚了,想要从头开始,所以……不但把头发剪了,还把名字也改了,算是告诉自己,去开始另一个新的人生吧。” “6月27日夜里,一直到6月28日早上7点,你为什么不在家睡觉,到底去了哪里?” 王元鹅的死亡时间是在6月28日凌晨3点半。 根据张秀文给自己装的监控视频,她于6月27日夜里10点外出,直到第二天早上7点才返回。也就是说,在王元鹅死时,张秀文有充足的作案时间。 但在最初的审讯中,办案人员问她这段时间去了哪里,她却说这涉及她的个人隐私,拒绝回答。 在并无更多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光凭此一点也不足以认定她就是犯罪嫌疑人,况且当时也并没有将她列入重点怀疑对象,仅是将其作为“药贩子”在审讯,办案人员对此也就不了了之。 故此,马弘文又有此一问。 张秀文蹙着眉头想了一下,似乎明白了什么:“新闻里说王元鹅是在6月28日凌晨死的,还有很多人说他可能是‘他杀’,我在那段时间刚好又没在家。所以,你们怀疑我杀了他?” “是我问你,不是你问我。”马弘文神色森严,不怒而威。 张秀文知道,这个问题已经没法回避。直觉告诉她,面对眼前这个小眼睛的矮胖子,最聪明的办法就是不要再耍小聪明,最好将一切都据实相告。 “我……去了酒吧。” “什么酒吧,在哪里?”马弘文故意保持压迫,穷追不舍。 马弘文也隐约明白,张秀文为什么会说自己当时的行踪涉及她的个人隐私。一个结过婚的单身女人,在酒吧彻夜未归,用脚趾头都能想到她可能在干什么了。 但张秀文接下来的答复,却让他双眼瞳孔一缩,立即又正视起来。 “酒吧名叫‘君兮’,就在东湖桥底下,河边上。” 王元鹅曾在东湖桥底下“听人拉二胡”。 马弘文很快就将这两条线索联系起来。 然后,马弘文将身体稍微往前挪了挪:“你在‘君兮’酒吧,是不是见过王元鹅?” 出乎意料,张秀文似乎毫无想要隐瞒的意思。 只见她双眼一亮,似乎对马弘文的有此一问感到颇为意外:“厉害!你连这个都知道?但我见王元鹅不是当天,而是在之前的几天。” “我当天去‘君兮’酒吧,是想再和他面对面的好好聊一聊,结果等了一夜他都没来,后来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酒吧老板和王元鹅相熟,也认识我,所以给我盖了个毛毯,没有半夜把我叫醒,要我回去。” 马弘文记起来了,在王元鹅的亲朋好友的排查对象中,是有一个叫肖威的人开了一间酒吧,但办案人员却并没有继续追问他的酒吧名和酒吧所在地址,因为他当时提供了王元鹅死时,他正在酒吧营业的照片,并且还有酒吧员工的人证。 张秀文的回答不但毫无破绽,就连她本人的样子,看起来都是满满的人畜无害,毫无心机。 这让马弘文一时间摸不清张秀文到底是个什么人,但张秀文的这些供词只要一经核查,就能确认真假。 因此,张秀文至少没有扯谎的必要。 “最初的审讯中,你为什么不说你当时去了酒吧?” 张秀文微微叹口气:“我和王元鹅之间一直有误会……说白了,其实就是家事……家丑不可外扬。再说,我也不知道,你们会因为我没有说出当时的具体行程,就会怀疑我杀了王元鹅啊。” “你和王元鹅见面,具体是在哪一天,什么时间点?聊了些什么?” “6月24日,具体时间点记不准了,应该是夜里十一二点吧。” 然后,她似乎有些难以启齿:“聊了哪些内容,能不能不说?” 马弘文冷着一张脸,不作答复。 张秀文讪讪地说:“你既然知道我改了名字,那就应该对我的个人情况掌握得比较清楚……” 马弘文微微点了点头:“你只管说重点,回答问题,有什么不明白的,我会问你。” “我原本去找王元鹅,是打算和他好好说,要他让我收取一部分公公婆婆留下来的门面租金。结果,他警告我,让我不要打财产的主意,还说改嫁是我的个人自由,但是不要想从他们家拿走一分钱。” “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想法。就是两个孩子要读书,要参加各类补习班,开销大,我又……没有正经工作,所以才不得不又向他开口。但我一提这个,他就要我将两个孩子都交给他抚养。我就说,那还不如杀了我。” “最后,就越来越说不清了。他义正言辞地训了我将近一个小时,我见他当时喝了酒,知道我不管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再说下去也只会是鸡同鸭讲,所以也没和他吵,就听着他讲那些狗屁不通的大道理。” 最后,张秀文还充分表达了她对小眼睛警察同志的不满:“这样的家务事,说出来只会惹人笑话。我都不想说,你又非得让我说……” 张秀文对于自己和王元鹅在财产之间存在纠葛毫无隐瞒。从目前的供词来看,她有充足的作案动机,却没有作案时间,似乎可以排除她的作案嫌疑。 但张秀文的表现却让马弘文越来越拎不清她到底是个什么人了。大智若愚,扮猪吃老虎的嫌犯,马弘文见得太多。 张秀文虽然没有作案时间,但她仍旧可以通过她和王元鹅之间的共同熟人,甚至再雇个“帮手”来实施她的杀人意图。 很快,马弘文的脑海中浮现出“红衣女子”这条线索。但在试图了解“红衣女子”的相关信息前,他仍有别的疑问。 “你说你去找王元鹅,意思是你知道他会在‘君兮’酒吧出现?” “王元鹅最大的爱好就是泡吧喝酒。这么说吧,以我对他的了解,要想找到他,如果在白天,就去’柏林国际’,如果在夜里,就去‘君兮’酒吧。张培和我说……” 说到这里,似乎想起了什么,张秀文一对乌溜溜的黑眼珠不由自主地转了两圈,然后不说话了。 马弘文立即看出了她的心思,出言警告:“在这里,你最好知道什么就说什么,不要妄图能有所隐瞒。” 张秀文仅以她自己能听到的声音嘀咕了一声:“暴君。” 她这是偷偷地又在表达自己对马弘文的不满。 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说道:“张培在找我……拿三唑仑时,啰哩吧嗦说了很多,说最近很火的王元鹅就是他报道出来的,还说三唑仑是拿了给王元鹅的朋友戒毒用。” “我都懒得说他,头回听说三唑仑还能用来戒毒。张培那人,脑子里面装的一半是水,一半是面粉,不动还好,一动就成了满脑子浆糊。” “所以,他这些蠢得冒烟的借口,我都见怪不怪了。只要他不是拿去害人,我就随他了。” “最后,他还神秘兮兮地和我说,要告诉我一个大秘密,还说相信我肯定不会往外说,才会和我说。” “我又不是很感兴趣,但他非得和我说……” 然后,张秀文也情不自禁地露出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做贼一样往左右两边看了一眼,又面对马弘文压低了声音:“他说……王元鹅,根本就不是艾滋病患者。” 马弘文的脸上忍不住抽搐了几下。 将王元鹅不是艾滋病患者这么重大的秘密,拿出来向自己中意的女人炫耀,这么没脑子的事,也确实只有张培那个二百五才干得出来。 但张培向张秀文泄露过这个秘密,却又没有如实向警方反馈过。 张培啊张培,真他娘的是个二百五! 张秀文见眼前的二位无动于衷,立即就明白这事在神通广大的警察同志们这里,应当不算是秘密。 “看样子,你们连这个也知道了。那就好,我还担心说出来会害了王元鹅。你们既然知道这个事,那和是不是我说的,也就没什么关系。” ===第79章 案中案(45)=== 张秀文不但和王元鹅存在财产纠葛,还知道王元鹅并非艾滋病患者,这完全符合马弘文之前对“凶手”的所有分析和推测。 但看着眼前像是在聊着家长里短一样的张秀文,马弘文却越来越迷糊了——这女人,到底是个什么人呐? “我一听王元鹅不是艾滋病人,就知道他在‘住院’期间,很可能会偷偷跑去‘君兮’酒吧。他那人,好动、好酒,要他一天到晚躺在床上装病,不到处乱跑,还不如期待母猪能上树。” “我听张培说了这些后,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最终还是决定再去找王元鹅谈谈。本来以为,他得了病,我和他之间的问题也就能迎刃而解。但是,他既然没病,这个问题终究又得拿出来解决……你懂的。” “所以,我就直接去‘君兮’酒吧找他。结果,在那里的第二天,他果然就出现了。” 从张秀文的这些话来看,二百五张培向她透露的王元鹅的相关情况,远远不止“不是艾滋病人”这么简单。 张秀文去“君兮”酒吧的真实目的,到底是像她说的这样,仅是去找王元鹅协商收取部分门面租金的事,还是另有所图?比如,去看看王元鹅会不会在“君兮”酒吧出现,从而确认张培向他透露的消息是否属实,进而考虑是否实施杀人行为。 从时间上来看,张秀文和王元鹅见面的时间是在6月24日,红衣女子在“柏林国际”出现的时间是6月25日。 张秀文在“君兮”酒吧确认王元鹅并非艾滋病人,并再次和他就相关利益问题谈崩后,于第二日着手实施犯罪行为,这一逻辑顺序完全成立。 红衣女子到底是张秀文本人,还是她的“帮手”? 马弘文疑云重重。 张秀文说的不管是不是“借口”,都符合正常逻辑。 在马弘文看来,张秀文这样的人,如果没有实质性的证据和充分的把握,就对她提出质疑,她完全能迅速拿出一套自圆其说的说辞,甚至都不用打草稿。 因此,没有充分证据的怀疑,马弘文不打算正面质问,而是在心底迅速盘算决定采用旁敲侧击的办法,试图让张秀文在口供中自露马脚。 “你平时,有没有去过王元鹅在‘柏林国际’的家里串过门?” 张秀文摇摇头:“‘柏林国际’我去过,但是王元鹅家里,从来没进去过。” “我离婚的时候,王元鹅还在读大学。他当时还住在公公婆婆的老房子里,我住在另一处房子里,他和我之间的关系还算融洽。” “但是前后没到半年,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听来的闲言碎语,认为我迟早要改嫁,到时候至少要带走他家一半的财产,去给别的男人作嫁妆。所以,很快,但凡是他家和钱有关的,他都不让我沾边。慢慢的,和他之间的来往也就越来越少。” “后来他大学毕业,没有再住公婆的老房子,而是在‘柏林国际’购置了一套商品房,搬了进去。” “早些年,他会时常带两个小孩出去玩,有时候还会带回家。所以,我去‘柏林国际’也是接孩子回自己家,但从来没进过他家大门。” 这又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 去过“柏林国际”,但是没进过王元鹅家门,也就是说她对于“柏林国际”大门装了监控设备,以及小区内部是否有完善的监控系统这一情况,可能知情,也可能不知情。 “你是说,后来他没有再带孩子出去玩耍过?这是什么缘故?”马弘文继续问道。 “我刚才说过,我找他一提收取部分门面租金的事,他就和我提孩子抚养权的事。他这想法应该是后面一两年才有,之前从来没提过,只要我别打他们家财产的主意。” “大约一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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