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 王乾山的激情犯罪中,固然有多年以来积压的对父母的怨恨和不满,也有他故意要和父母作对的“叛逆心理”,甚至可以说,他偏偏要和张秀文离婚,很大程度上就是要以此来反抗父母、报复父母、刺痛父母。 他在杀害父母后,积压多年的怨恨、不满和叛逆得到宣泄,也就相应地又产生“不想离婚”的想法。 “我说过,他不能去上大学,我一直都很内疚。他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很大原因是由于不能去上大学所致。再加上……他说不想离婚,我一下……就心软了……” “公公婆婆,不死也已经死了,就算让王乾山抵命,他们也还是活不过来。” “我……想了很久,然后在电话里头告诉他……放一把火,把现场都烧掉……儿子杀父母,这种事……一般人想都不敢想,更不会有人会把这场大火……无缘无故地联系到你头上。” “我也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只能给出这么一个办法,现场具体该怎么布置,我也不知道。王乾山却说,至少要把两具尸体都搬到床上,这样看起来才像是‘失火’事故。” “可我今天才知道,事故调查报告里的内容,和王乾山说的,把公公婆婆‘两具尸体’都搬回床上,会完全不一样……我也不知道,公公婆婆当时压根儿就没死啊……” 张秀文一边哭一边说,一边说一边哭,说到这里立即陷入嚎啕大哭。 马弘文也没想到,王乾山制造“失火”事故的“灵感”,居然会来源于张秀文。 但这个女人当年在沂蒙山,一眼就看上王乾山,不但心甘情愿地嫁给他,还为他生下了两个孩子。在之后的岁月里,她带着对王乾山的倾慕,压抑着对他的内疚,同王乾山共同生活了6年。 她对王乾山的感情深厚复杂,在王乾山对离婚一事“幡然悔悟”时,不管是作为女性普遍“容易感性化”的“坏毛病”,还是出于对王乾山的“内疚和余情未了”,她“一时心软”,似乎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毫无疑问,在王乾山杀害父母的过程中,不管王文辉夫妇是死于大火之前,还是大火之中,张秀文都充当了“帮凶”和“共犯”的角色。 如此一来,虽然张秀文希望警方能够法办王乾山,却又不愿意将这一“隐秘”说出来,出现犹豫纠结、瞻前顾后的心态,也就在所难免。想要逃脱法律的制裁,是所有罪犯的普遍心理。 止住大哭后,张秀文仍在抽噎:“我虽然替王乾山出了这个主意……但要我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和杀害公公婆婆的杀人凶手继续每天同床共枕……我实在做不到。” “所以,大火发生以后,我又和王乾山说,我们的婚还是得离,并且要马上离……要不然,我一看到你,就会睡不着……更怕自己会忍不住报警。” “王乾山知道自己的行为让我感到害怕,也知道……我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接受他。所以,对于我坚持要离婚,他没有提出什么异议。” “况且……他当时也有点儿‘心虚’,总疑神疑鬼,害怕别人发现什么端倪……甚至在公婆的葬礼上,亲戚的几句问候和唏嘘,比如,‘你要小心自己的身体’‘好端端的,你父母怎么说没就没了’,诸如此类十分平常的话语,都会让他产生很多猜疑和惊慌……” “刚好,趁着李倩还在……他继续带着李倩‘私奔’,恰恰又是最好的理由和借口。” “之后的事情……你都知道。” 想了想,张秀文又补充道:“6月28日早上,我从‘君兮’酒吧出来后不久,就在河边碰到……王乾山,他应该是有意在那里等我……” “我一看到他,转身就走。但他却一瘸一拐地跟上来,跟在我后头说,要我什么都不用担心……还说,我面对的所有困难他都会帮我解决掉。我当时莫名其妙,但也还是没理他,就走了……” ===第89章 案中案(55)=== “直到在新闻上看到王元鹅死了,还有很多人说他可能是他杀,我才回过味来,王乾山当时和我说的可能是什么意思……”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意识到,王乾山这个人,可能……已经变成了一条彻头彻尾的疯狗。如果说他杀害父母,只是一时冲动,但他如果杀害自己的亲弟弟,则完全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 “这个人,很可能已经失控……如果不把他关进监狱,不知道他还会干出什么杀人放火的事。所以,我有意将话题往他身上扯……” 张秀文既然选择坦白自己的犯罪行为,也就再无作伪供或隐瞒的必要,甚至将一些在她看来“不可外扬”的家务事也一股脑儿全交代了。管它有用没用,先交代再说。 “我公公婆婆生前立下一份遗嘱,把他们名下的房产门面分成三份,他们两兄弟和我,一人一份……公婆一直说要提前退休,还说要趁着能吃能喝能走的时候,到处去看看……都没人把他们的话当真,更没想到他们会那么早就立下遗嘱。” “这份遗嘱一直放在老宅保险柜里。我在修缮老宅的时候……出于好奇,尝试用二老的生日作为密码套开保险柜,都没有成功,最后……试着用王乾山的生日,却成功了。” “我看完之后……又把遗嘱放了回去,再也没动过。之后,我和王元鹅虽然在经济上产生矛盾,但这份遗嘱我从来没提过。” “我就是想把两个孩子扶养大,对他家的房子和门面没有半点想法。所以……想暂时收取部分门面租金,直到孩子长大成人。门面的所有权,我不会提出任何要求。” “王元鹅对我本来就有误会,我要是以这份遗嘱为依据来提收取门面租金的事,只会越描越黑,让他认为我想瓜分财产。搞不好,还得对簿公堂。这种事,要是搞到那个地步……太丢人了。” “王元鹅应该一直都不知道遗嘱的事。那天晚上,就是6月24日夜里,他居然说我……和王乾山离婚就是想发财,就是想从他家分房产和门面……我要被气死了,就和他说,我要是想打你家房产门面的主意,早就拿遗嘱出来和你打官司了。” “他……很吃惊的样子,还说我为了钱,居然连遗嘱都造出来了。我知道,和他已经没法正常沟通,就要他回老宅打开保险柜,看看里头的遗嘱到底是真是假。保险柜的密码也告诉他了。” 马弘文仔细思考片刻,在张秀文的供词中并没有挑出什么毛病,就问了她一些琐碎问题,接着又就仿制三唑仑的犯罪行为向其发问。 “柏林国际”小区监控视频里出现的红裙女人如果就是李倩,结合她进出小区都骑着电瓶车,以及6月28日早上王乾山在“君兮”酒吧外出现来看,王乾山和李倩极可能就生活在堰城。 无论是推进调查工作需要,还是出于搜寻王乾山的目的,对王元鹅的手机通话人进行调查都是必然之举。 既然有了明确的目标嫌疑人和搜寻范围,再结合王元鹅的手机通话记录,对王乾山和李倩的搜寻工作虽然仍旧如同大海捞针,倒也胜过之前如同无头苍蝇般到处乱撞。 王元鹅的手机通讯录中,并没有备注为王乾山或李倩这两个姓名,或与之存在关联的相关称呼的联系人。 在通话记录中,对所有未注明姓名的电话号码进行身份信息查询后,也没有发现当中有王乾山或李倩的姓名。 那个时候,手机号码实名制不但远远没有普及,办一个手机号甚至可以不用绑定身份证号码。 所以,在王元鹅的通话人当中,出现了几个未绑定任何身份信息的“黑号”。 同时,考虑到机主本人有可能使用别人名下的手机号,再结合之前已完成的对王元鹅亲朋好友的摸排工作,在能确定部分通话人身份信息的基础上,办案人员干脆对其他所有的通话人,包括其中的“黑号”机主进行传讯。 经核查,这些人当中也没有王乾山或李倩。 这一过程中,有一名“黑号”机主引起过警方关注。 通过电话问询,警方得知这人叫赵长康,男性,25岁。 赵长康在接到警方的电话传讯后显得颇为紧张,在电话里头弱弱地说:“我昨天才被两个刑警截在饭店问话,今天……又被要求到公安.局接受问话,警察同志,我……我没犯什么事啊。” 和他通话的办案人员问:“昨天找你问话的警务人员姓甚名甚,你没犯事这么紧张干什么。” 赵长康说:“一个姓刘,一个姓段。你们……这样天天找我问话,我以为……你们是不是哪里搞错了,会不会冤枉我,所以紧张呀。” 办案人员哭笑不得,只得将电话交给段明。 段明听说这人的姓名,觉得有些耳熟,一时间却想不起来到底是谁。接过电话,交谈几句后,才记起这人居然就是他之前在监控视频中发现的,紧随红衣女人的电瓶车后,在“柏林国际”小区大门突然停车的车主。 赵长康并非“柏林小区”业主,在案发前出入过小区,但符合这些特征的人没有一百也有八十,况且当时段明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红裙女子”身上,所以并未对他有过多问话或丝毫怀疑。 但现在不一样了。赵长康用的手机号是“黑号”,居然同王元鹅还有过联系。 似乎还嫌自己的嫌疑不够大,赵长康居然又在电话里头说:“我今天来公安.局……来不成,刚刚出了堰城,在高速上。” 段明的警惕立即又提高几分,却仍旧若无其事地问:“你为什么要出堰城?” 赵长康的语气显得小心翼翼:“我出差去沙市,能不能……晚几天回堰城了再来配合你们调查?” “具体要去沙市几天?” “这个……说不准,简单说,得看我客户什么时候死。” “你说什么?”段明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说,我得把我客户‘送走’,等他死了后才……才能回堰城。” 愣了片刻,段明问:“你是保险理赔员?还是医生?” “不……不是,我的工作就是专门让人安心……去死。” 不仅段明一头雾水,就连周围的办案人员都被段明那一句声音极大的“你说什么”吸引了注意力,靠近后在听筒里听到赵长康的这句回复,也不禁纷纷暗想:这人居然这么猖狂?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段明问。 “我,我是临终关怀慈善组织驻堰城办事处的志愿者,我们是……是一个慈善机构,专门给身患绝症的人做临终关怀,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满足他们的临终愿望……” 段明不动声色地在纸上写下“临终关怀慈善组织驻堰城办事处,赵长康,沙市出差”一行字,然后将字条推给桌边的另一名办案人员。 “这回,我的客户是个白血病人……沙市的志愿者不够,向我们堰城要人过去帮忙,堰城办事处就……就安排我过去。” “这是我的第二个客户,第一个客户我……我没完成好任务。要是非得让我现在就去……去你们公安.局,我这第二个客户又得搞砸。” “你的第一个客户是什么情况?”段明有意和他闲扯,以拖延时间,让办案人员有足够时间核实相关情况。 提起这个,赵长康的紧张情绪似乎一下就缓解不少,说话也顺畅许多: “就……就是王元鹅呀,警察同志,我和你说,王元鹅虽然是什么‘抗艾斗士’,但是他这人没什么素质,我通过电视台的人联系他,问他有没有什么临终愿望,他们都不回我电话。” “为了让他安心去死,我还特意从网上查到他的居住地址,去他住的小区打听过,想侧面从邻居那里知道他有什么爱好和心愿,结果他们……他们都说王元鹅喜欢泡吧喝酒。” “王元鹅躺在医院,马上……就要死了,我要是还给他酒喝,这肯定不行。” “我只能,只能直接去医院,想单独见见他,好好聊聊,问他还有没有什么心愿。结果,他一听我是临终关怀慈善组织的,就……就要我滚。和他打电话,每回都是没说几句就直接挂我电话。” “警察同志,你说这人是不是很没有素质。” 张培的口供中曾说有个什么慈善组织的人,想要单独见见王元鹅,这人无疑就是赵长康。 王元鹅根本就没有绝症,当然不会有什么临终愿望。段明心想。 赵长康似乎起了八卦心理,在电话里头神秘兮兮地问:“警察同志,你们调查了这么多天,王元鹅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 这时,办案人员将段明先前的纸条还了回来。 段明往纸条上看了一眼,见他自己写的那行字上被画了个红色的“”。这意味着他的同事同赵长康所说的那一组织取得了联系,赵长康其人以及去沙市出差一事属实。 ===第90章 案中案(56)=== 赵长康和王元鹅的通话记录不多,每次通话时间都在一分钟左右,这说明赵长康所说大概率属实。 段明回了一句“无可奉告”后,问:“无缘无故,你们为什么非得给王元鹅做临终关怀?” “怎么会是无缘无故呢?警察同志,听你的意思,好像认为我们也在蹭他热点。”赵长康的语气听起来颇为不满。 “换成别人,是要经本人申请,我们组织内部对申请情况进行核实,再研究决定是否给予申请人临终关怀。” “王元鹅这人,虽然没什么素质,但他见义勇为,又是‘抗艾斗士’……为了彰显社会正义面,积极弘扬社会正能量,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算他本人没有提出申请,我们作为专业的慈善机构,是不是也应该主动对他实施重点帮助,彰显人文关怀?” “他这样的英雄楷模,虽然个人素质差了点,但也应该让他感受到社会温暖,不能让他带着未了心愿去死吧?” “但是,我也没想到,王元鹅对我会这么反感。他大概接受不了自己马上就要去死的事实,所以一看到我就只会更加‘扎心’。” 赵长康漫无目的、乱七八糟地说了一通,却让段明对他的怀疑减轻了八九分。 最后,段明提出最后一个疑问:“你这个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来的?” “堰城大学门口,有很多人在卖电话卡,卖给学生。他们为了抢生意,打价格战。开学的时候,我从那里路过,一看他们卖的电话卡一个比一个便宜,就想换个号,但我当时没带身份证,结果卖卡的说不用身份证也行,那我就换这个号了。你们不会连这个也要管吧?” 段明再无怀疑。况且,他们本来要找的就是王乾山和李倩。 除了“黑号”,还有个电话号码同王元鹅有过十数次通话记录。通过身份信息查询,该号主人叫张得志。 第一次通话时间在5月27日上午10点,为张得志拨打给王元鹅,通话时间只有1分半钟。到了夜里,王元鹅回拨给张得志,时间长达25分钟。 此后,张得志和王元鹅基本一到两天会有一次通话,大部分都是王元鹅拨打给张得志。 6月22日夜里11点,王元鹅拨打张得志的电话,二人的通话时间长达近半个小时。 张培的口供中,曾说王元鹅于死前一个星期左右回过父母老家,也极可能就是在6月21日夜里或在22日夜里11点之前,王元鹅发现了遗留在下水道里的手指骨。 王元鹅发现手指骨以后,于第二天夜里,或者当天夜里就同张得志有过长时间通话,这意味着什么?张得志会不会就是王乾山? 6月26日凌晨1点,王元鹅回拨给张得志最后一通电话,通话时长足有近40分钟。这个时间距离王元鹅的死仅仅只有两天。 办案人员立即回拨这个电话给张得志。却发现,这个号码已停止使用。 啥都不用说了,立即找到“张得志”本人。 面对气势汹汹的警察同志,张得志满脸地莫名其妙,对于被问及为什么停止使用名下电话号码,以及和王元鹅是什么关系,在电话里头和王元鹅说了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更是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张得志满脸委屈地说:“我名下的电话号码一直在用。我又没有欠钱不还,怎么会莫名其妙就换电话号码呢。王元鹅我倒是在新闻上看到过,但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呀,也从来没和他通过什么电话。” 经查,张得志本人使用的电话号码和王元鹅通话的那一电话号码,完全不是同一个。张得志的身份证于一两年前有过一次遗失。 毫无疑问,有人捡到了张得志的身份证,并以他的身份信息办理使用了电话号码。 捡到张得志身份证的人会不会就是王乾山?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没法确认。 这一线索虽然到此中断,但也并非毫无收获。警方根据电话号码“实名”注册信息,追查到销售这一电话卡的营业点,位于郾城汽车东站附近。 郾城汽车东站距离主城区有近40分钟的车程,周围的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没有十万也有八万。王乾山和李倩会不会生活在这里,要不要在这里开展大规模排查,尝试揪出这二人? 正当警方捉摸不透、举棋不定时,刚从外地参加完培训学习的向娟,在了解基本案情后,以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这帮大老爷们:“排查?为什么有更简单的办法不用?” 什么办法? “你们都瞎吗?还是没有常识?段明在监控视频里发现的穿红裙的女人,骑的电瓶车尾端下部,遮泥板上肯定会印着电瓶车品牌。查出全堰城售卖这一品牌电瓶车的全部商家,再看看这些商家当中有没有位于汽车东站附近的。” “以张得志的姓名‘实名注册’电话号码的通讯营业点既然也在汽车东站,假如王乾山就是这一‘注册人’,那么他和李倩就住在这里的可能性较大。” “全堰城销售电瓶车的商家主要集中在三个地方,一个是汽车东站附近的五一路,一个是城区中心的塔北路,还有一个是城西的工业街。” “一台电瓶车不贵,在价格上没有很大差别。假设‘红裙女人’就是李倩,并且和王乾山就住在汽车东站附近,他们坐上四十分钟,甚至更长时间的车,跑去五一路和塔北路购买电瓶车的可能性有多大?” “所以,只要找到位于汽车东站附件售卖这一品牌电瓶车的商家,拿到销售清单或顾客名册,再逐一排查,大概率就能揪出王乾山和李倩。” 众人哑口无言,灰头土脸地赶紧重新调取“柏林小区”的监控视频,将画面放大,并经技术处理后,果然在电瓶车尾端下部的遮泥板上,不但辨认出该车品牌,甚至还有销售商家名称和电话号码…… 更换姓名或隐姓埋名,是所有逃犯逃避抓捕的惯用伎俩。从法律程序上来说,王乾山当时并非“逃犯”。但他做贼心虚,并且出于谨慎,带着李倩私奔后,不但给自己换了名字,就连李倩也换了名字。 正因如此,当时搜寻他二人下落时,马弘文及一干办案人员才会如此绞尽脑汁,颇费周章。 不得不说,有才华的人,无论到了哪里都能靠才华吃饭。 王乾山化名为王朝晖,在汽车东站旁边的人民公园居然靠着摆地摊替人“看八字”“算命”“卜卦”,逐渐成了附近颇为有名的“神算”。毫无疑问,这得益于他早年对《周易》的钻研。 李倩化名为张倩,在一家超市里做收银员。 他们显然没有想到,警方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了。 毫无疑问,马弘文再度亲自出马,审讯王乾山。 “张秀文……就是你原配张继文,什么都交代了,当年的那把大火,是她给你出的主意。”马弘文开门见山。 王乾山似乎想过会有这么一天,愣了片刻后,居然笑着说:“我不怪她。” 这反而让马弘文愣了片刻,继而想到眼前的这个人不能以常理揣度。 “要不说说你父母?尤其是你父亲王文辉,在你眼里,他是个什么人?” 王乾山摇头晃脑地思考了一下,最后歪着脖子,看着马弘文:“这不好说……你喝过‘烟茶’吗?” “啥?” “就是用烟灰,或者直接用烟草泡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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